“多年来高职院校的填报率、录取率、报到率，在各省市普遍不高。”这个议题在今年两会上又一次被提起。有代表、委员指出，高职院校目前存在“两个70%”现象——录取率70%，报到率70%，两者相乘，实际招到的人数仅有招生计划的一半。

 

　　如果说从1999年起，高校招生规模逐年扩大，高考录取率逐年上升，直接导致大学的门槛一降再降，让越来越多的考生切实感到了“不想上大学都难”，那么自2008年开始，生源逐年下降的“寒流”，必然使被列为最低批次录取的高职院校最先进入“严冬”。而这个处在高等教育招生链末端的方阵，每年招生人数约占全国高考计划招生总人数的“半壁江山”。

 

　　“高职院校要走出生源困境，就应该主动寻找生源。”麦可思教育咨询公司总裁王伯庆建议，这些院校不要再把生源锁定在18～22岁，而要尝试向社会开放，扩大生源的年龄层，承办各种技能考证培训课程和提升职业能力的长短期培训课程，积极吸纳30岁左右的社会劳动者，通过不一样的录取方式和教育方式，加大社会培训的比重，提高社会培训的质量。如此，既可以弥补高职院校生源的缺口，又可以为国家的产业升级提供人才保障。

 

　　据悉，这个拓展生源空间的思路源自麦可思的一项调查：2007届大学毕业生3年内有27%主动接受过自费的培训，其动因皆出于提升个人综合素质的需要，或为在现有岗位做好工作争取晋升，或为转换职业或行业做准备。由此可知，即使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从业后仍有接受网络基础培训的需求，而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社会劳动者，这种需求只会更大。一些高职院校只要开发相应的培训内容，就可以充分顺应这些社会劳动者的需求。

 

　　对于目前一部分已经启动注册入学、申请入学改革，以及一部分正在施行校企合作的订单式培养的高职院校，有专家提出，不妨还可以放宽户籍限制，允许高中毕业多年的社会劳动者不分户籍自主提出申请。这种生源空间的拓展，不仅会进一步推动高职院校走出生源困境，而且可以使国内那些选择同样低端且耗资不菲的“垃圾留学”的家庭减少，更或许还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解决异地高考难题。

 

　　从根本上说，高职院校遭遇的生源困境，是中国高等教育长期固守封闭格局使然。一些高职院校既无力改变体制给自己设定的低端身份，又在一年又一年完不成招生计划时，不能通过多次招生、放开招生来解决。在一些不优秀的考生只是追求有学可上时，国内部分空置的高职资源却没有给他们提供这种选择的空间，而是眼睁睁地看着越来越多的学生被家长选择了“垃圾留学”的生涯。

 

　　除了体制的外部因素，高职教育自身的问题也令人纠结。比如同样都是“宽进”，国外大多教育机构还坚守“严出”，即着力于把好培养关和毕业关，而国内一些高职院校对学生的培养则往往以“宽出”终了。国内高职教育多年来在考生报考时和人才市场中均受“冷落”，与这种“宽出”的低层次办学不无关系。只有打破计划体制对高职教育发展的羁绊，让“以质量求生存”真正落到满足受教育者的多元教育需求中，高职院校才有望获得发展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