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大源：发展市场调节下的学校中心模式
2012-06-09 10:36:46
《财经文摘》2009年第4期
姜大源：发展市场调节下的学校中心模式
本刊记者 满凯艳
大学生就业难和农民工的失业问题，再一次使职业教育成为人们的关注点。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现况如何，面临哪些困难？职业教育在解决就业问题上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职业教育的发展模式和前景如何？
日前，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姜大源就相关问题接受了《财经文摘》专访。
发展道路不平坦
《财经文摘》：中国的职业教育发展经历了怎样的路程？
姜大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78年至1998年，是职业教育的发展加速期。由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现代化对职业人才的迫切需求拉动了职业教育的大发展。1998年前后中等职业教育在高中阶段的比例曾高达58%。
第二阶段自1999年至2002年，是职业教育的发展回落期，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比例下滑到38%，下滑了20%。
第三阶段从2003年开始，将持续至2010年，是职业教育的发展机遇期。国家审时度势，将装备制造业作为国家工业化的重点，并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国策，要求2010年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回升至50%。
《财经文摘》：从1999年到2002年，为什么之前20年的高速发展在这4年内一下子滑落这么严重？
姜大源：我在参加国际会议的时候，许多外国人对20%的下滑速度感到不可思议。出现回落，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中国传统文化认为，21世纪是知识的世纪，知识意味着高学历，从而导致高中和高等教育的扩招；二，人均国民收入增加，教育结构就随之调整，没有意识到教育结构调整的依据是产业结构，而非人均国民收入；三，职业教育研究滞后于职业教育实践。
《财经文摘》：您提到了传统文化，事实上，许多老百姓到今天为止仍认为孩子“考不上大学才上职业学校”。
姜大源：人们潜意识里认为，职业教育培养的人都是智力低下的，这其实是一种错误观念。职业教育依然是成才教育，只不过是针对那些以形象思维为主的青少年的成才教育。换句话说，清华、北大进行的是培养成功者的成功教育，而职业教育是培养那些“所谓的失败者”的成功教育。
刘翔得世界冠军，跟他去华东师大读硕士研究生有联系吗？航天英雄杨利伟非得强调他是研究生吗？为什么看一个人是否成名总要冠以学术身份呢？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已经发展成为研究生的预备教育，教育只是为了培养研究生，而不是为经济和社会需求培养人才。教育结构的不合理加剧了人们对技能的鄙视，但社会上需要的恰恰是那些掌握“雕虫小技”、能直接为社会创造财富的人。
这一点从就业率上就可以看出来。从2004年至2008年，研究生就业率平均下降2%，本科生就业率下降1%，而高职生就业率则上升了2%。
技能和技术之辨
《财经文摘》：中国职业教育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一些职业院校在升级的过程中，向高等教育靠拢，或者可以称之为“职业教育普教化”，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姜大源：学校升级，有抬高社会地位的考量，这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深层次分析，这是类型和层次的问题。类型是深层机制，但类型中有层次，这是外延发展的空间。
高职学校升级不升级，不应该是教育自身决定的，而是社会决定的。如果社会需要高层次的高技能人才，就应该升。但说高职要升就是升级到普通教育，就错了。高职即使要升，也是高职的本科和研究生层次。
很多人提出，高职不应该局限于技能型人才，而且要加强技术型人才的培养。言下之意，技能型人才比技术型人才低，技能的培养终结于专科，只有技术型人才才有本科。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高职不会局限在技能型人才，不会局限在专科，还会有本科层次，还会有研究生层次。这是因为策略层面的技能人才不会局限在专科层次。
英国在平行于国家学位制度之外，还有国家职业资格制度，原来分5级，现在是8级，7、8级就相当于硕士学位。那我问你，这相当于硕士的7、8级人才是什么人才？是技能型人才。事实上，EMBA和MBA就是职业性学位。高职即使到了本科和研究生，依然是职业学位，不是学术性的硕士、博士。
但是现在，反对高职升格的人和赞成高职升格的人，都没有搞清楚这一点，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
《财经文摘》：造成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姜大源：是人们对技术与技能的认知混淆。技术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客观力量，技能则是一种内在于人的主观能力。
从哲学上看，技术是科学的开显，技能是对技术的开显。技能和技术不是划分教育层次的依据，技术教育与技能教育也具有非叠加性。
因此，倘若技术型人才可有本科、硕士，而技能型人才只有中职、专科，那就意味着技能教育的终结性和技术教育的非终结性。
而世界教育的现状表明，技术职业领域里的“技师”，非技术职业领域里的“大师”(如艺术类)，与硕士、博士学位等同的制度，比比皆是。在这个意义上，高技能人才可以是技术型人才，是一个学校教育加学校后教育的过程。因此，技术型人才与技能型人才都是不可替代的。
市场调节下的学校中心模式
《财经文摘》：金融危机对职业教育有什么影响？
姜大源：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警示之一是产业结构调整，中国这个世界制造中心绝不应该是一个简单的、低水平重复的加工中心，而应该是高水平具有创新能力的制造中心。这意味着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制造业仍将占据主体地位。而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数以千百万计的专门性人才，是建构世界制造中心的基础。
然而，目前中国技术工人等中间层次职业人才的构成状况不容乐观：7000万产业工人中，不仅只有三分之一是技术工人，而且其中的高级工仅为4%，中级工占36%，初级工竟高达60%。“谁”能改变这一状况，为制造中心“制造”满足需要的职业人才呢？答案是：职业教育。这是经济发展对职业教育的需求。
金融危机还凸显了就业问题。2000万失业农民工的培训和大学生“回炉”再教育，都离不开职业教育。中国目前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多属于弱势群体，也是扶贫对象。他们若能通过职业教育摆脱贫困，那无异于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排忧解难”。
职业教育搞好了，不仅实现了教育公平，促进了就业，必将为新增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为其“乐业”打下坚实的基础，进而为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财经文摘》：那您认为应该怎样发展职业教育？
姜大源：世界上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目前主要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日本、英国为代表的市场模式，办学主体是企业，培养的职业人才具有高专门性、高针对性的特点。但这种模式过于功利，而对人格教育的目的不够重视。
第二种是意大利、法国等为代表的行政模式，办学主体为政府，培养的职业人才具有高普适性、高理论性的特点。但这种模式精于传授而对经济发展的需求不够关注。
第三种是德国、瑞士等为代表的合作模式，办学主体虽为企业，但强调企业与学校的合作，所培养的人才具有高应用性、高能力性的特点。但这种模式长于合作而对机制变化的应对不够灵活。
对中国而言，要寻找职业教育的参照系，不能完全照搬，应该参照各种模式的优劣，发展市场调节的学校中心模式。
《财经文摘》：德国的“双元制模式”得到了很多人的推崇，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如何？
姜大源：德国的最大贡献是把教育机构扩展到了企业，实行以企业为中心的工学结合模式。企业可以搞培训，但并不是所有企业都有资格办教育。国家对教育企业没有任何优惠措施，成本完全由企业承担。
在德国，企业作为教育机构，是企业招生，而不是企业招工。企业与学生签的是教育合同，而不是劳资合同。3年之后，学生毕业离开了，企业不能找学生要一分钱。其他企业找这个企业要学生，也不给一分钱。
中国不能完全照搬德国经验，德国文化并不鄙视技能。而且，“教育企业”这一点在中国做不到，中国企业偏向于功利。校企合作为什么做不好？就是因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太差。
《财经文摘》：近些年，一些职业培训机构发展迅速，您如何看待他们在中国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姜大源：职业培训机构做得好的太少了，中国很多私人培训机构，像新东方、北大青鸟这样的机构，有很大的局限性。新东方搞外语，北大青鸟搞软件，而真正搞制造业的培训机构几乎没有。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做这个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职业培训机构功利性太强，公益性和社会性太差。因此，需要大量的有识之士参与到职业教育中来。
《财经文摘》：那像蓝翔这种专门针对农民的培训学校呢？
姜大源：在中国，发展职业教育必须以国家为主。在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靠民办的力量解决国家的问题，是不可想象的。他们作为补充没问题，但绝对不是主力，主力仍然是国家和公办职业学校。
《财经文摘》：中国高职院校的师资力量遭到了很多批评和质疑，您怎么看目前中国职业教育的教师队伍？
姜大源：我认为，高职教师的水平应该高于清华和北大的教师水平。这就对高职和中职院校的老师提出很高的要求。
一个职业院校的老师的能力应该包括四个部分：专业理论、专业理论在职业中的实践、职业教育的专业教学论和方法论、职业教育理论在职业教育中的实践。只有四者结合，才能成为职业学校的老师。
我们是四者缺其三，只具备一个：专业理论。比如说学数控机床的，都学过理论，但是专业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才刚刚开始得到学校的重视。
而另外两方面，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个悲哀。德国人说，你要教数控机床吗？不是你到大学去学数控机床，你就能教数控机床，你要去学今后能当数控机床老师的专业。全世界只有德国、瑞士、奥地利有这个概念。
课程是核心，教师是关键，所以我跟教育部建议，要把老师送到北欧去进行培训，提高教师基于工作和教学过程的设计能力和实施能力。
《财经文摘》：很多人对《职教法》的修改充满希望，认为其将推动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
姜大源：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比之前好多了，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为什么？《职教法》本来有棱有角，但改了九稿就无棱无角了，很多刚性的东西没有了。德国《联邦职教法》有一部分叫做“处罚条例”，针对的是如果不执行就怎么办。但我们的用词是“鼓励企业参加职业教育”，恐怕实际意义不大。
德国的职业教育立法对我们很有参考意义。德国联邦职教所是全世界最大的职业教育研究所，其主管委员会由四方代表组成：联邦政府、州政府、雇主和雇员，遇有重大事务，必须四方投票决定，然后提交议会立法。而中国现在的立法过程只有政府一方，地方政府、企业和工人缺失。
海外职教的典型模式
导致失去工作机会的因素很多，但就个人而言，缺乏适应社会需要的技能是一个普遍的因素。对于多数人来说，选择只有两个，要么接受职业培训获得社会需要的技术或技能，要么靠社会救济生活。
为了降低失业率和减轻社会负担，如何对待业人员进行职业教育和培训，使他们掌握适应社会需要的技能和技术，走上工作岗位，是各国政府面临的严峻问题。经合组织(OECD)国家已经明确提出职业教育和培训乃是当务之急，一致认为可以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提高待业人员的自身素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德国的“双元制”
在一些职业培训体系比较完善的国家，如德国、日本和韩国，用人单位对员工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担负着很大的责任，他们希望自己的员工能终生在此工作，这对降低失业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这些国家，政府对培训方面不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德国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制被称为“双元制”，在职业教育界可谓“典范”。这种体制之所以被称为“双轨制”，是因为寻求职业培训的年轻人向用人单位提出申请，后者根据其履历决定是否接受。申请者一旦被用人单位接受，便要签订学徒合同，学徒期通常可延续至3年到3年半。学徒首先根据其职业选择学习基本技能，然后接受专业培训。在一般情况下，学徒在其工作的地方每周3天学习基本技能，其余时间到具体的职业学校学习。职业学校不但提供职业技能课程，也提供基本的文化课程，如英语和德语等。在某种程度上，职业学校补充了在岗培训的不足。
德国有三分之二的成年人参加“双元制”的学习。学徒与其未来的用人单位签订培训合同，并由商会注册和监督。目前，德国政府认可370种职业施行学徒制。培训按教学大纲进行，并执行联邦经济部制定的测试标准。成功通过考试的学徒可获得证书，证明其为熟练工人。所有企业必须在其对口的商会注册并缴纳会费。商会负责收集和分析用人单位的建议，并就政策问题向政府提出建议。
商会既负责培训的内容，也负责培训的实施。所有商会都设有职业教育培训委员会，其成员包括雇员和用人单位代表，也包括职业教育部门的教师(通常教师代表只提供咨询)。职业培训委员会负责处理职业培训方面的一切问题。
至于培训费用，则由用人单位负担。政府不向培训方面提供补贴，只负担“双元制”体制中学校方面的开支。一般而言，学院领取的津贴少于成人的工资，但培训费用相当高。除建筑行业外，其他行业没有收费规定，建筑行业的收费规定受中小企业的控制，这些企业拥有自己的培训中心。
其他行业也建有内部培训中心，培训结构也受中小企业主导，以便确保所有学员都能学到他们职业所需的必要技能。通常很多行业培训的人员所学的都超出本身的需要，但这种情况随着企业培训中心的减少已经发生了变化。
当然在德国并非所有企业都提供职业培训，虽然职业培训标准规定严格，但也存在很大差异。大企业提供大量的培训机会，他们拥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和培训中心，小企业在进行学徒培训时，常常鼓励学徒独立工作，并为独立工作提供机会。
“双元制”的优点在于：强调在重大决策时行业、工会和政府共同承担责任；高度的中心调控确保了行业之间在内容和方法上的连续性；用人单位控制的实践考试必须在商会监督下进行；整体上强调核心能力和技能；培训标准由高质量的工厂制定。正是因为这些特点，德国建立了一套优秀的培训机制，造就了一大批中层高技能工人，能有效进行工业结构调整。
英国的“现代学徒制”
另一些工业化国家，如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等，则有高度发达的正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制。获得技能是职工自己的责任，失业则是政府的事。政府对培训承担责任，用人单位则不太关心此事。因此，政府不断要求用人单位也要关心在职人员的培训。
英国对职业教育和培训十分重视，1994年英国政府发表了白皮书“竞争”。文件指出：“具有高技能和知识，并知道怎样充实这些技能知识的劳动者，是经济现代化和参与国际竞争的生力军。我们的要求一定要比过去高，我们要像尊重和奖励学术研究那样尊重和奖励职业教育和培训？?既要提高对教育工作者的期望，也要提高对学生的期望？?以促进终生学习和提高灵活性。”
白皮书呼吁各有关部门更多地参与各级职业教育和培训，全力以赴地进行这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1994年以来，英国国家职业教育资格证书和与之配套的国家职业教育构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原则上，国家职业教育证书强调行业部门制定的能力标准，个人可根据自己的程度来达到这些要求。
围绕职业教育证书所做的改革，对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培训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从1994年开始的“现代学徒制”大大促进了“国家职业证书”的实施。“现代学徒制”的主要目的是确保和鼓励英国各个经济领域的劳动力能接受良好的职业教育和强化培训，使其具有参与国际竞争所需的各种技能。
现代学徒制强调机会平等，以能力为基础，学院通过系统的培训，获得国家职业教育证书，因此通过与工业培训组织与当地的企业培训委员会合作，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根据这些培训规章，用人单位要负担大部分培训费用和学徒的工资。
为了迎接21世纪的挑战，英国国家职业证书委员会又制定了“通用”国家职业证书。该证书的特点是：为16岁以上的年轻人提供有效的就业、深造和培训的通用途径；与同级学历证书有同等地位；不同于针对某项具体职业的国家职业证书，但具有相等地位；适合于全职的和业余的学生；目的在于发展学生广泛的技能，并向他们提供与职业有关的知识。
澳大利亚：与业界的良好关系
澳大利亚企业界对职教系统的支持与涉入十分积极，除每年注入经费参与职教训练计划外，同时主导全国职业教育训练套件的发展。澳大利亚国家培训局(ANTA)的组织架构已转型为以企业为主，职能包括董事会咨询、职教训练内涵、评估标准及认证标准等。企业注入的经费超过所有费用的半数以上，足见业界积极参与的热情。
澳大利亚业界对于职业教育与训练的参与程度极深。业界对于职业教育所培育的人才十分重视，尤其对于企业内所面临员工技术能力不足的问题更是积极寻求改善之道，因此，业界不断透过各种途径与机会要求联邦政府积极提出应对及解决之道。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也认识到国内人才技术不足的问题将成为国家经济发展之重要议题。因此特别委托澳大利亚工商总会(ACCI)调查企业员工技术不足问题。联邦政府依据调查结果，针对国内技术不足问题，提请产业各界共同商议。
所有被提出技术不足的企业，都由各种企业机构共同成立的发展工作小组分两年进行调查。调查方法包含分析现有各项研究报告、召开咨询会议、进行员工与劳工阶级雇主及职业技术教育学院机构的调查、办理研讨会议等。此外，对于影响技术不足因素的分析方法、现有测评技术不足的调查方法与工具等，都被提出检讨并要求改进。
从澳大利亚国家培训局以企业本位的董事会组织，到以企业为本位的国家质量训练咨询委员会乃至训练套件的发展等，都显示了澳大利亚业界对于职业教育与训练制度的投入和关注。澳大利亚业界参与职业教育训练与课程设计最深入的要算是训练套件的发展。训练套件的发展源自1989年以能力为本位的职业教育训练系统。国家培训局成立后，以企业为本位的概念逐渐深入澳大利亚职业技术教育训练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