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学校给木匠颁“匠士”学位（图）

独有的“匠士袍”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赵晓博士曾评价说，把普通的木工培养成匠士，并授予学位，让合格的木工和教授一样享有同等的荣誉，开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先河，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近日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九个人口大国农村地区基本文化与成人学习国际研讨会上，巴基斯坦代表说：“我聆听了中国黄山代表的发言，真羡慕休宁木工学校的孩子们。”
 

严格教学管理

“匠士”摇篮职教之星
    近日出版的美国《时尚先生》杂志中文版10月号，以30个页码篇幅隆重推出“中国60个新希望”专题，安徽省休宁县德胜-鲁班木工学校成为惟一入选的中等职业学校。
    文章称：“这个学校很微型，只有一个专业，两个班；这个学校很牛，它设立了‘匠士学位’，还设计了匠士服；这个学校很大牌，每年毕业典礼上都有各国驻华外交官露脸。其实这个学校很平常，它招收的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
    “在当今家长拼命地想把孩子绑上火箭，送上金字塔尖的时候，休宁德胜-鲁班木工学校逆潮流站出来，推行平民教育，把职业教育真正扎到实际教学当中。”《时尚先生》杂志称赞该学校将昭示着中国农村职业教育新一轮的希望之光。
    给木匠颁发“匠士”学位，颠覆了中国人心目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但是，从经济全球化来看，“匠士”学位颠覆的不仅仅是传统观念。在全球化产业布局不断向纵深方向调整的过程中，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用“低成本劳动力”作为赖以支撑的重要生产要素，分食产业链的低端市场。在这种竞争格局中，中国的优势能够持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低成本劳动力的素质相对高一些。因此，改善中国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是中国在未来的竞争中保持“人口红利”的希望所在。当然，德胜-鲁班木工学校颁发的“匠士”学位，它的意味恐怕还不止于此。
 

学位颁发仪式

“毕业论文”：做一张八仙桌
    近年来，社会舆论对中国学位的含金量颇有微词。但如果有人因此嘲笑“匠士学位”，肯定会遭到木工学校师生的一致反对。几年的实践表明，手捧这个学位，至少意味着：一、获得者将很有可能成为能工巧匠。他们的毕业作品是独立制作一张八仙桌、两把太师椅。二、他们在逐步养成或者接近“诚实、勤劳、有爱心、不走捷径”的品质，这十一个字是办学宗旨。
    木工学校把这十一个字替换成一句句生动的标语，贴在实训车间、教室、食堂和寝室的墙壁上，以及学生每天佩戴的胸卡上。比如“我们不认为一个平庸的博士比一个勤劳敬业的木匠对社会更有贡献和更重要”、“我实在没有多大的本事，但我有认真学习（工作）的态度”、“一个不遵守制度的人是一个不可靠的人”。
    解释和支撑这些标语的是一项项具体可行的规范准则，细致到规定学生“必须做到笔记本不离身”，“每天至少刷牙一次”，“向老师和师傅请教完毕，不要忘记说谢谢”。学生们刚入学时会被要求签署“承诺书”，表示坚决奉行学校的基本原则。木工学校还制定了严苛的规章制度，并坚决执行。
    每位学生每年只需交纳2000元，就能享受成本高达一万元的培养，证明这是一所不以赢利为导向的学校。而且，它还坚持了较高的淘汰率，拒绝接收品行不正的家庭的孩子。第一届有150人报名，只招收48人，最终有9人未能顺利毕业。
 

毕业典礼合影

“匠士”朱宣龙：从木匠到老师
    朱宣龙，木工学校的2006届毕业生———“匠士”朱宣龙。如今，他已经成为母校的一名老师。
    五年前的那个初夏，在渭桥中学念完初中的朱宣龙放弃了中考：“高中是肯定考不上的，因为英语成绩太差，所以干脆还是学一门手艺出去闯吧。”
    劈料、刨平、开料、凿眼、组装……从2004年秋天开始，这些基础的木匠活开始占据朱宣龙生活的大部分。剩下的时间，则留给了语文、数学、音乐、体育、计算机、道德与修养等一些高中课程中的常规科目，“最初以为就是来学手艺，后来才知道原来学校是想把我们打造成出去后可以和社会接轨的蓝领，而不是单纯的木匠。”两年4个学期的学习，每学期的考核内容都很直接，就是分别制作四样家具———小方凳、长凳、八仙桌、太师椅。
    2006年拿到匠士学位后，朱宣龙走南闯北地帮着公司造了三年洋楼，然后回到母校，公司给了他一个新岗位———木工学校助教。

守规矩有爱心不走捷径
    “诚实、勤劳、有爱心、不走捷径”，这条不工整的校训在朱宣龙的心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刚入学时，16岁的他对于这些并不在意。随地吐痰、说家乡话、乱扔垃圾……换回的结果是一次次的处罚———拔草、洗厕所、罚款……
    “学校有‘20不准’和‘199条军规’。”上课睡觉、不诚实、破坏草坪、抽烟……每种违规行为都按照初犯、再犯、三犯明确了惩处措施。
    去年9月，木工学校的09级一共招了52个新生，到现在剩47个。“不是受不了严格跑回家了，就是因为违纪被开除了。”
    “在最初招生家访时，我们都会和家长说清楚这些规则，所以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家长也没有怨言。”
    朱宣龙毕业前的最后一个月，就曾有11个同学因为用实习补贴购买了手机而遭开除，因为他们违反了“20不准”中的“不准拥有手机”。如今当了老师的朱宣龙才明白：“我们那届最终拿到匠士学位的只有21个人，当时我很纳闷都快毕业了学校怎么还这么严。现在才知道原来规矩就是规矩，不能随随便便，如果今天同情这个明天同情那个，那规矩就没法实施和延续。”
农村孩子的“非典型”成长道路
    据农业部统计，在中国4.9亿农村劳动力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3%，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36.7%，接受过系统农业职业技术教育的不足5%，相对偏低的农民素质已经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瓶颈。
    不少农村家庭的父母感叹他们的孩子越读书，心气越高，越不愿干活；一些农村孩子发现自己考大学无望，早早辍学或外出打工；还有一些农村家庭因为就业形势严峻，觉得考上大学也没用，干脆放弃对孩子教育的投资。
    休宁县委书记胡宁说：“农村的基础教育不能由‘精英’教育起步。扶贫最终还是要培养劳动者素质。教育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个家庭的脱贫问题。”
    “我们的‘新平民教育’就是要打破应试教育模式，以实施素质教育、培养普通公民为基本目标。创办这所学校就是开辟了一块试验田。”胡宁表示，“我们来自平民，在学校里学会做一个平民，将来在社会里做一个好平民”的办学宗旨，打破了现代应试教育的一贯模式，让孩子们走一条有别于普通学校教育的“非典型性”成长道路。